台灣早期基督宗教對醫學教育與醫療之影響

前言

    台灣早期醫療發展史，就如同一部教會醫療史。教會醫療的特點之一在其人性化的關懷，基本上所有的教會醫院都是以耶穌天主為門徒洗腳的謙卑服務關懷為榜樣，透過醫療行為為自己的信仰作見證，以利於福音的傳播和教務的推行。基於這種理念，教會醫院為能有效達成目標，無論是本身的內部組織，抑或表現於外的醫療策略，皆不同於一般醫療院所。

教會醫院對於醫療行為的看法是，尊重一個人的生命價值及其人格，特別是對那些在精神或身體上有異常者，更應給予較多的尊重與關懷; 而在醫療照護上則強調全人醫療，意指不僅照顧病人身體上的需要，也注意其精神及情緒上的需要，亦即所謂身、心、靈整體的醫治。

這與病人一旦住進醫院，成為一個病床代號，醫療準則只對該病症最專精的部分，慢慢忽略關心病患心裡的感覺。這些都使得醫院失去了人性化的照顧，只變成了製造健康的工廠。多數傳教師相信傳教事業與醫療服務有極密切的品保，首度來台灣傳教的馬雅各與馬偕均能善用此種巧妙關係，促進傳教工作的推展。早期傳教活動對醫療領域之重視，可以由下面的事實再次獲得肯定：1895年以前，受派來台傳教的二十名男宣教師中有六名具有專業醫師的資格，比例高達四分之一強；1945年前，六十名男宣教師中二十一名是專業醫生，比例增加為三分之一強。許多宣教士雖然不是醫生，但由於具備醫藥常識是宣教師共有的特質，因此在早期也曾治癒原住民大頭目的病，而贏得友誼。至於女性宣教師則更多半負有護士職責；說台灣教會的初基是由醫療傳道奠定成形，並不為過。今日基督教與天主教醫院林立的現象，便是明證：台北的馬偕紀念醫院、耕莘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高雄的信義基督教醫院與天主教聖功醫院、台南的新樓基督教醫院及屏東與恒春基督教醫院，都是教會的附屬機構，且赫赫有名。直至1968年全台灣共有21家基督徒教會醫院，包括基督教12家及天主教9家。

其實多數來台傳教的醫師宣教師也有需克服的困難，最難適應的就是台灣的環境、氣候與公共衛生的問題，不少宣教師因為生病而不得不返國，甚至有宣教師及其家人因為感染熱病而死在台灣。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與氣候條件，每一位不遠千里來到台灣的外籍宣教師，在面對文化差異、語言隔閡的寂寞煎熬下，必須隨時準備承受感染流行疾病的痛苦；艱難的交通及半途來襲的番害，也是傳教士工作無法順利推展的主要因素。在這種危機四伏，天不時，地不利，人不和的環境下，若不是具有堅毅、勇敢的熱心與愛心，是無法完成使命的。其中有傳教依醫師也曾因為種種困境的折磨，精神衰弱至無法工作。

    宣教師對於醫療傳道的觀點看法不一，有極力支持者，也有反對到底者;基督徒中也有人抨擊醫療服務是非福音性的職業，不必花費太多精神在其上。事實證明許多人確實是在生病期中成為基督徒，足見醫療服務確實是推展傳教事業不可或缺的手段。

 

西方醫療史研究方法

西方醫療發展的資料和整理：清查荷蘭與英國各主要圖書館與檔案資料庫所收藏的台灣醫學史相關史料，例如醫學論文、報告、傳教報告、醫院檔案與報告、官方文件以及手稿與書信。已知的應清查的範圍包括荷蘭海牙博物館與圖書館、大英圖書館、國家檔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衛康醫學史圖書館（The Wellcome Library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y)、倫敦熱帶醫學校、愛丁堡大學等各主要大學的圖書館與檔案。除了公共的圖書館與檔案之外，也應尋訪相關的組織與個人，如「世界傳道協會」（Council of World Mission）、「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愛丁堡傳道會」（Edinburgh Missionary Society）等組織，設法取得相關檔案資料。此外若允許，則以影印或製作微卷的方式將相關史料複製帶回台灣；無法以複製方式取得者，則在可行範圍內以謄寫的方式取得。這些史料將用來設立台灣醫學史資料庫，成為其一部份。目前已部份著手的包括衛康醫學史圖書館、倫敦熱帶醫學校、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與部份在台灣可尋得各教會醫院的組織資料，其中包括在長榮中學的長老教會文物館、新樓醫院馬雅格文物館、彰化基督教醫院文物館及馬偕醫院文物館。

 

日據前的醫療與衛生環境

台灣的醫藥遠無可考，即在荷蘭占據時期，至明鄭成功統治時代，無文獻記載，至清朝雖有若干記錄，但為數不多。臺灣醫療與衛生制度於日據時期建立，資料與檔案也從此開始，在這之前列為醫療衛生的史前史。以十九世紀末台灣最早的文化都市台南而言，當時的人口約四萬餘人，打狗地區則不及兩千人，醫療衛生環境很差，甚至於在旅人客棧還需與豬犬同住。台灣自古以來，即被視為瘴癘地區，根據地方志書以及私人筆記，多言疫病流行，人入其境，每多罹病而死。英人Montgomery在1882-1891年海關報告指出，當時台灣的教育程度低落，書中記述：居民的教育程度很低落，學識淺薄。因為大部分的移住民，是勞工階級和從勞工轉業的商人，他們每天為生活奔波，沒有時間讀書，追求財富的商人，則沒有餘裕為學問操心。在中國靠文化謀生的讀書人，在這裏沒有地位。農民和苦力連初步的教育也不曾受過，商人雖可以讀寫，但知識程度限於簿記和商業書信，超越這個範團的人很少。文學和藝術遭到敵視，不能紮根，百分之九十的男子是完全文盲。

由於情況如此，所以欠缺具有近代醫學經驗的醫師，民眾患病，就依賴沒受過嚴格訓練的漢醫或巫醫，參拜神廟燒香抽籤，用抽到的籤號換取已準備好的同一號碼的處方，拿到藥草店取配方服用。當時每年從中國進來移民，因為居民的死亡率非常高，如果沒有新移民來，實際的人口就會減少。l884年中法戰爭時，來台的提督也感嘆港口是東亞海岸中最不衛生的地方。

以前台灣的漢醫中雖有林元俊、徐厥纘等名醫，但庸醫較多，至l887年(光緒32年)初設官醫局，雇用西醫漢森(Hanssen)診療患病的官吏。各軍隊設有官藥局，後來改稱養病院，讓軍人休養治療，另外也為一般民眾設置官立的醫療機構。

 

西方醫療進入前的台灣醫療狀況  

明清西方勢力進入前，臺灣煙瘴甚厲，牟勇多病，苦無良醫。臺灣主要的衛生問題包括瘧疾與瘴瘧；史載的重大疾病有霍亂、 痢疾、登革熱、天花與鼠疫。在文獻上臺灣方志災詳下記載的疫和大疫。風土疾病則有甲狀腺腫等。治療上則以土方與漢藥為主，而有製為藥而療其病，疫以止，民大悅之記載；並以施捨藥物以周鄉里之善舉美談。
當時制式醫護機構直至l887年(光緒32年)初設官醫局，雇用西醫漢森(Hanssen)診療患病的官吏。各軍隊設有官藥局，後來改稱養病院，讓軍人休養治療，另外也為一般民眾設置官立的醫療機構，有養濟院、普濟堂、及留養局；而私人機構則靠私家周藥、善堂、藥簽與民間避瘟儀式。
在西方醫療進入前的台灣醫療狀況值得一提的包括王船信仰與宗教醫療、原住民醫療與巫醫、本地醫生及漢藥方與土方： 
王船信仰與宗教醫療：民間避瘟儀式以王船信仰與宗教醫療最具台灣的特色。台灣西南海岸(含澎湖)的「王船祭」是傳統「瘟神信仰」。其中最為大家熟悉的一種民俗宗教科儀祭典活動。透過祭典科儀的進行，將早先原屬於「疫厲之鬼」須將之制伏、驅逐、放流(瘟疫、病害)的祭祀習俗轉型為「瘟部正神」的祈福、消災、解厄，甚至擴大到「顯靈」庛佑、賜福海岸地帶的地方守護神的這種民俗宗教科儀活動。其實可以把它看成是宗教醫療的集體心理治療、精神治療活動。而這治療活動的效果也不單只拘限在心理和精神層面的療效而已。因為透過祭典科儀「請王」、「和瘟」、「驅瘟」、「添載」 、「送王」(送瘟)等活動，到「遊地河」(放水流)、「遊天河」(火燒王船)並同祈安建醮活動的進行期間，地方居民動員清掃、整理環境(消除病媒源，改善環境衛生)、王爺(船)遶境的焚香祈禱、放炮(具某種程度的消毒、殺菌和趕老鼠的效果)、大開流水席(補充營養份、蛋白質、脂肪....)到「遊地河」「遊天河」(驅逐、放逐、消滅疫災)的種種過程，在在顯示了台灣早期開發過程中、瘴癘災害在近代醫療未發達前，「疫鬼瘟神」對先民們所造成的影響程度、進而形成了台灣民俗宗教文化的「敬畏鬼神」之特質和現象。
原住民醫療與巫醫：談到醫療史應提及原住民之巫醫與巫術。原住民相信疾病是由於死人的靈魂作祟而引起的，因此生病的時候，常請女巫拔除病因。如同所有的原始民族一樣，台灣原住民的祖先們在面對死亡的恐懼和疾病的挑戰中，依其對超自然的信仰，發展了一套相沿已久的醫病觀念和去病術，企圖以儀式和咒語迫使風雨寒熱和動物莊稼惡靈聽命就範。巫術是基於信心的儀式，不靈驗則訴諸上層權利的宗教和經驗法則的科學，藉傳統醫病觀念的探討，讓我們對巫術、宗教與科學的關係多了一些瞭解。
原住民疾病的觀念，認為疾病的原因絕少是身體的因素，完全是超自然現像所致，包括開墾禁忌地侵犯鬼神而生病; 外人帶來惡神鬼; 不遵守鳥卜而生病; 不守噴嚏或放屁的禁忌而生病; 被鬼神愛上而生病; 入惡神居地而受害; 祖先來找家人禍延子孫; 受污穢; 被咒; 或被放巫術等等。至於疾病診斷的方法常用問診病人; 問神; 求夢; 或占卜。而疾病醫治的巫術則常以除掉病魔撫摸術; 用小刀切"祭肉"術; 用神葉祭祀術; 鞭打附在病人身上的鬼神; 或殺豬獻神贖罪除病術....等等。
原住民部落裡族人遇有病痛、小孩收驚等事情都會來請教部落的巫師。各族群的巫師有共通點，例如巫醫的功能集中在替族人病患施法，找尋失蹤的人、牛、羊牲畜、物品等。不同點在於各族有其傳承方式，所使用的法器也因族群而異，法力也有各自能力所及的範圍。
原住民族群巫師管的事涵蓋了人的一切日常生活，如果按功能加以區別，有「祭師」與「巫醫」兩大類。前者主持年度重要的祭典; 至於巫醫，幾乎所有族群皆有，治病與驅邪是他們最主要的工作。巫醫的職責另外還包括醫治不孕症、難產，擔任婚、喪儀式祈褔。為住宅求平安，提供「平安符」、以「竹占」斷吉凶等功能，依族群不同的特性而定。
巫師們所使用的法器，常見的有：小刀、珠串、鈴鐺、檳榔等，部份還包括有獸骨、樹葉、竹片、布條、磚粉、鐵屑、瓜殼、卵石等，多半不輕易示人。使用完後以巫術箱或特製的布袋子，小心地收藏起來。平時絕不會去碰觸，要使用時，需先請示。學習巫術的方式與條件則各族有不同的表現方式，有些巫師要求先生兒育女過正常人的生活，再被挑選出來學習。高縣山區的布農族巫師條件必須是個性溫和不自私，巫術可以父傳子，也可以挑選傳人。屏東排灣族則嚴格規定巫師的傳承，其袓先輩有人曾是巫師身份可以擔任。後山卑南族、魯凱族，也是選擇較具有慧根的族人來學習巫術。蘭嶼雅美族巫師皆倔具傳奇色彩，如撿到一塊石頭返家後即開始有異於常人的能力：曾經昏睡兩天進入神奇的幻境後成為巫師。
經過了現代文明的衝擊與洗禮後，巫師施法與觀念同時也隨著時代在改變，比如各族群巫醫再看病時，若遇上病情嚴重已回天乏術，會直接告訴病人家屬，有的巫醫甚至曾診斷出應直接送何種醫院去醫療。與漢族接觸頻繁的地區，譬如由高雄遷往滿州的平埔族，其祭祀已滲入道教的模式，家中的巫術袓靈總壇旁邊另外設立了道教神位稱為壁腳神，每月進行例行的祭拜。而西方宗教活動的區域，像蘭嶼的巫師進行巫醫治療，就揉合了西方宗教禱告方式。藉助原始與宗教兩方面的力量．似乎可以取得一定程度的平衝，同時也可看出環境改變對原有的習俗或祭儀產生的微妙變化，這些現象頗值得進一步觀察與研究。

本地醫生：引用開拓北部傳道的馬偕牧師(Rev.George Leslie Mackay)之描述為例。在1895年，他說此地有許多醫生，縱使其醫術並非科學的，但確實有趣，且具研究價值。此地並無公設之醫學校，沒有考試，也沒有學位。習慣就是法，成效就是唯一的文憑「按：能醫治病患就是醫」。一個平常人對自己或他人作些經驗而獲得某些藥材的醫藥價值，或從老醫生學習，或讀醫藥書、抄錄重要的部分、學習理論到相當程度，都可自設診所行醫。甚至患過病的人，試用過很多藥料，領悟到治病的一些知識，也就為別人開藥方。藥房的店員，看醫師所來的藥方配藥，也許自己也紿別人開藥方。在其他行業失敗的人，或祇買了一堆藥方就開業做醫生。就好像目前只要失業會開車，就來開計程車一樣。但他必須具有知識及機靈，否則就會失去病家之信用與惠顧。
漢醫的診費，不如西醫之高。設館開業的醫生較受人尊敬，本地醫生把疾病分成內外科，而少有一人兼治兩科者；而一般認為內科醫生治神祕的內臟器官，所以較專醫體外打傷的外科醫生略勝一籌受尊重。對於外科病症，本地人也相信西醫較高明，但認為內科則請漢中醫為宜。
診斷的方法是按脈，看氣色。醫生坐在病人對面，讓病人的手放在桌上的一塊布墊上。若病人是男性，醫生用右手先摸他左手的脈搏。若病人是女性，醫生就用左手先摸她右手的脈搏。他把拇指放在病人的腕骨的突出部分，把另三個指頭放在病人的脈上。漢醫把脈的狀況用五字來分別，即：急(高而漲)、緩(低而緩)、沈(深而低)、虛、與無(無氣無脈)。漢醫認為心與肝使脈膊有變化：以為心有七竅(開囗)，若有風或邪氣衝入，即使脈膊不正常。疾病亦因季節而異，春季的病是肝所引起的，夏季是心之病，秋季是肺之病，而冬季是腎之病。
醫生執筆開藥方，病家拿藥方到藥房去購藥。藥房店員將各種藥材仔細秤量後，包在一張紙談述本地醫生習慣於西方裡，藥方單亦同時包進去，紙包外面寫明藥的名。一般人對這些藥材很外行，因為這些料即是很普通的東西也被加上了特殊名稱，往往有礦物、岩石及貝殼被研成粉末或烘炒之。有時植物、花、樹皮及種子等須浸漬使用。 

大部份的台灣家庭，保有幾種民間藥方或祖傳秘方。患某種病無法治好，祇用了不值錢的草藥，藥到即癒的故事。還有把草藥綁在手脈上或懸掛在耳朵裡病即癒，或以毒虫攻毒症，或以藥湯洗患部等妙法。此種民間療法在未完全開發的台灣極為盛行，但在醫療進步與資源豐富的今日，實不足取。台灣本島，早期的醫藥學中，有許多外用及毒蛇咬傷方面藥草被發掘。明清時代開始，漢人大量自中國大陸移入，帶來了所謂的漢方醫藥即俗稱的中國醫藥。此漢方醫藥系統一直沿用至今，除保存延繫了中國傳統醫學外，也發揮了不少救人延命之功能。目前國內市場上自大陸輸入常用生藥約400多種，其中因中國大陸土地過分廣大，科研發展較慢，因此生藥之同名異物及異名同物現象比比皆是。如市售黃耆為晉耆或紅耆，而非本草正草正品之北黃耆(蒙古黃耆)。王不留行為野牡丹科之野牡丹的根莖，而非正品之石竹科植物麥藍菜的種子，嚴重影響藥效，值得警惕。
日本殖民時期，東京帝大之佐佐木舜一教授來台開始了台灣本土民間藥的調查，發現了台灣有非常豐富的藥材資源，其用法有的係荷蘭人、葡萄牙及西班牙系統，有的為本草綱目拾遺，更有許多具地區性獨特性，堪稱世界一大藥物寶藏，如金線蓮 、化石草、欖仁葉、山苧麻、白花蛇舌草、半枝連、高氏柴胡、山防風、虎頭蜂等等。台灣本土的生藥共約700種，大部分尚待進一步研究與發掘。

 

荷蘭時代與之前之醫療史與早期天主教在南台灣之醫療

遠在十六世紀，荷蘭佔領南台灣時，就極力從事殖民的各項工作，其中也包括基督傳教士的傳教與醫療。按記載，當時信教人數不少，因而使教會在台灣的荷蘭教會史中留有相當地位。可惜當時的教會未能紮根使其本土化，以致於荷蘭人撤離後，教會與西方醫學也如曇花一現的消失，甚至所有資料也遭銷毀殆盡或轉送荷蘭，目前當時荷文檔案資料大部份置放於海牙博物館。如今我們只知道，教會曾有不少信徒受洗，接受西方醫療。

為何荷蘭時期的醫療未能有系統的被列入醫療史呢?究其因除了檔案資料為荷文且在與鄭成功戰爭後，依合約送回荷蘭保存外，與當時的醫療制度與人員有關。當時來臺灣的醫療人員以為商務或軍隊人員為主，間或有傳教士醫師，但仍未完全脫離官方色彩。他們甚至於還得兼稅吏向人民收稅，自難獲臺灣人民完全的認同。不過最後的結論還得等仍保存於海牙成千上萬的當時臺灣資料翻譯出土後，才能總結。另一理由是早期荷蘭佔領時期臺灣居民絕大多數仍為原住民，西部以平埔族居多，醫療服務對象應為原住民，相關資料除非漢譯或精於羅馬拼音恐難窺究。目前僅能從歷史上的蛛絲馬跡去推測，是以名之為史前史。

1625年荷蘭人佔領台南安平，身為醫師的Dr. Maarten Sonk自立為省長 (Governer)，應該是歷史上所記錄第一位進入台灣的醫師。之後荷蘭軍醫、東印度公司的醫師與傳教醫師相繼進入臺灣。

舉鄭成功之父鄭芝龍的歷史記載為例，他是福建一窮苦漁民之子，少年時因家貧，前往澳門謀生，在此受洗為天主教徒，受名為尼古拉斯(Nicholas)。據長崎商館日誌1644年記載：自荷人之消息呈報稱，約在四年前; 鄭芝龍因母及妻染惡疾，曾由台灣延請荷蘭外科醫生來診治，該醫生滯留三個月，等患者病癒後返台。按所指外科醫生名為Philips Heijlman，曾於1641年四月至七月間前往廈門，為一官之繼母治病，見於巴達維亞城日誌l641年12月13日之記載。可見當時已有西洋醫師在臺灣行醫，其水準比中國還高。

荷蘭時期末了及鄭成功早期，在走出普羅岷西亞巿鎮的周圍是槄田和蔗園。在南邊有幾個小森林，還有一個建造中的中國人醫院，從歷史圖片查其位置在普羅岷西亞巿鎮的刑場與墓園之間，因而當時應已有醫院之存在。

要瞭解荷蘭時期或之前臺灣的西醫情況，則應談到當時西方宗教的引入台灣。早在十五世紀有一張流傳於巴黎與倫敦很有名的畫，就描述臺灣有獵人頭土著，引起西方想來臺灣傳教或醫療的人道動機。除了殖民主義外，教化與醫療是西方來臺的動力。十七世紀天主教初次傳人台灣。1626年西班牙人佔據北部台灣，教士也隨軍入台，在雞籠(基隆)、淡水、葛瑪蘭(宜蘭地方)一帶傳教；1641年荷蘭人攻佔北部台灣，教士也隨軍撤去。天津條約締結後，天主教士乃捲土重來。

後來l858年(咸豐八年)，菲律賓道明會(Dominican)決定來台佈教，就派郭得剛(Fernande Sainz另譯為桑英士)及杜篤拉(Joseph Duttoras)兩神父先赴廈門；杜神父因通華語，留於廈門。翌1859年6月郭神父偕洪神父(Angel Bufurall又譯蒲富路)與華籍修士三人教友二名，自廈門赴台，在打狗(高雄)登陸，廿二日進入戲獅甲(今高雄市新興區)。不過不久兩神父受人民控告，被鳳山縣解送台南府下獄。經交涉，倆人得於6月1日出獄，洪神父因病即返廈門，而郭神父在前金庄(今高雄市前金區)傳教。七月鳳山知縣佈告，嚴禁以土地或房屋貸租或出讓於天主教教士。經交涉後縣勉強將佈告撤去。

到了1860年郭神父在前金庄建立了第一座天主堂。此堂原是一小座，但於1862年(同治元年)就改以紅磚、當地石材以及三合土建造，命名為致瑰聖母堂。l928年重建，採後期文藝復興期建築，規模壯大：可惜在太平洋戰爭中被炸毀; 戰後復興，其淡灰色的牆顯得壯麗，正門上尚掛有1864年咸咸豐頒賜”奉旨”牌一方，此堂屹立於愛河高雄橋畔。傳教對象以平埔族人為主，相信應有醫療服務，但史料待查。

咸豐十一年(1861)年安東(Mariano Anton)神父來台協助教務，於是郭神父就深入萬金庄(今日屏東縣萬鑾鄉)，向群居該地的平捕族人擴大傳教，成績甚好，不到一年就獲得力力、赤山、加皰朗三社二百餘人成為信徒。初有一小堂，於1869年(同治八年)十二月正式修建，次年完工。就是赤山天主堂; 今稱萬金天主堂，是台灣現存最古老的天主堂，故被政府指定為台閩地區古蹟(第三級)。日人藤島亥治郎曾在”國寶”月刊，推賞介紹該堂，尤重視其雕刻裝飾帶有西班牙及台灣混合作法，此堂位於屏東縣萬鑾鄉萬金村萬興路二十四號。

天主教在高雄地區傳道步伐：菲律賓宣道區轄下期間: 1859年到高雄前金, 1861年屏東萬金，1862年高雄山腳，1864年屏東區溝子墘，l870年屏東老埤，1875年高雄五塊厝。1883以後隸屬廈門教區發展來台以北部為主，未達高雄。台灣監牧區l913年成立以後，l9l6年到鳳山，l927年屏東潮州，l929年高雄舊城。台灣監牧區原屬福州總主教轄區內，l949年中國變色，教廷訓令乃改由傳信部頒發，同年成立台北監牧區(主徒會)，1951年成立台中監牧區(瑪利諾會)，其餘屬高雄監牧區，其後變革甚大。

1949年在天主教聖母無原罪方濟傳教修女會在高雄成立樂仁醫院，1979改名為當今之聖功醫院。

 

英國長老教會母會的海外的宣道政策

    英國長老教會於1847年成立海外宣道會，開始從事海外的宣道事工。1847年派賓為霖牧師(Rev.William C.Burns)，於11月16日抵達香港，開始英國長老教會的中國傳道。1848年年底海外宣道會要賓為霖牧師轉向廈門宣教，於1851年開始廈門的宣教事工。1856年6月天津條約，增開了潮州、汕頭、台灣(台南)、淡水為通商港口，於是在汕頭另闢一個宣教中心。1860年北京條約叉陸續在台灣開放安平，打狗(高雄)、基隆、淡水四港口，此時，駐廈門杜嘉德牧師(Rev.

Carstairs Douglas)首先注意到來台灣宣教的可能性。1860年杜嘉德牧師與駐汕頭的宣教師馬牧師(Rev. H.L. Mackenzin)從廈門來到淡水，約有十天時間，前往淡水、艋舺宣揚福音與分發傳單。1860年杜嘉德牧師返廈門後，向母會建議，以台灣做為新的宣教地區，並以醫療傳道來打開台灣的宣教之門。杜嘉德屢次寫信向母會鼓吹到台灣去傳教，而母會傳道委員會也終於批准了台灣宣教的方案。起初的計劃，規模甚小，先派二位宣教師，其中一位須有醫藥技術。1864年1月2日首任英國長老教會台灣醫療的宣教師馬雅各醫生(Dr. James Laidlaw Maxwell, M.A., M.D 1836-1921)受派到廈門。

 

早期台灣基督教會醫學史文獻

    杜聰明博士(1893-1986)有一文，題“台灣基督教會醫學史”，刊載於台灣醫學會雜誌第69卷第2號，1963年2月。後收錄於杜聰明言論集第2輯(541-562)。 杜博土在該文第一章緒言: 最近發見在台灣教會公報社發行1940年及l941年台灣教會公報, 台灣醫界先輩彰化基督教醫院蘭醫生門生顏振聲先生用白話羅馬字文發表”南部教會醫療傳道史”，相信是寶貴的文獻，尤其以白話羅馬字文寫作罕有人注意之。顏先生其內容限於南部及彰化基督教醫院而已。顏文詳述1865年5月馬雅各醫生來台宣教及醫療以降南部教會從事醫療的情形，包括旗後醫館、台南舊樓醫館、新樓醫館、女界醫療傳道、大社醫館及彰化醫館等; 不僅敘述機構的發展，每位醫療宣教師的事蹟，也列出從這些醫療宣教師學醫島人姓，有時甚至獲醫治而信教者之名都有，誠為一本說明台灣西洋醫學黎明期的良書，是本島第一部有系統的醫學史。1942年，台灣教會公報社出版單行本，仍題”南部教會醫療傳道史”。

 

馬雅各醫師的醫療傳道與南台灣的教會醫療

馬醫師生於1836年3月18日在英國蘇格蘭，1860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蘇格蘭的愛登堡大學，繼在柏林、巴黎大學深造後在伯明罕醫院 (General Hospital Birmingam)服務，並任教會長老。1863年8月初馬醫生受派為英國長老教會海外宣教師並隨杜嘉德牧師搭船抵香港，翌年到廈門，積極學習語言。1864年10月5日馬醫師與杜嘉德牧師搭船到台灣，在打狗上陸，在台灣逗留三禮拜觀察了解，曾到台灣府(台南)、埤頭(鳳山)，留下很深的印象回到廈門，積極籌備台灣的醫療傳道事工。一行八人於28日從旗後上陸。是日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的記念日，亦是英國母會在台灣宣教的紀念日。馬醫師、杜牧師在台灣府(台南)租到西門城外看西街的一間民房，做為禮拜堂與醫館，開始台灣府的醫療傳道。醫療傳道，每日約有50多名的患者，宣教成果不錯，其中得到第一位的傳道弟子高長先生。
未久在台灣府就謠傳馬醫師挖眼珠、吊人疤來取藥，因而藥力奇效。如此卻引起人心動搖，就醫者愈來愈少。怒眾聚集在厝主的屋前，威脅厝主趕走這些外國人，在散步時遭受怒眾投石攻擊，暴民衝進禮拜堂咆哮辱罵，欲拆禮拜堂，幸得縣令解危，關閉禮拜堂，並勸馬醫師遷移台灣府。7月13日早上關閉禮拜堂，馬醫師、杜牧師及助手們暗然神傷地離開僅27日醫療傳道的台灣府，返到旗後由英國領事館保護。馬雅各當時有如下的敘述：「談到台灣傳教的起源，各位或多會想到打狗，其實，居民約兩千的海邊小村，並不是傳道部的選擇。很自然地，島的首都有七萬居民的府城才是真正目標。但沒經過幾月，得不到府城居民的歡迎，除寄居打狗以外別無他途。不過回想起來，這也是上主的美意，只要感嘆祂的計劃是何等的賢智及體貼」。

馬醫師認為來到打狗，醫務不會忙不過來，可以照顧患者的心靈需要，在府城則醫務過分忙碌而磨滅宣教師的精神。1865年7月中旬馬醫師、杜牧師在旗後租一間三坎店面的樓房，樓下是禮拜堂與醫館，樓上做住家。

 

臺南新樓醫院之教會醫療
台灣第一間現代化醫院,係由英國長老教會馬雅各博士所創設，一般稱為"新樓醫院"。馬雅各醫師在台行醫傳道共達6年半(1865~1871)，其足跡走遍中南部，並設立三個醫療傳道區：南區西拉雅族(木柵，左營)；中區和雅族(白河，嘉義)；北區巴宰族(埔里，豐原，神岡)。這對往後的醫療傳道具有深遠的影響及貢獻。
1871年馬雅各醫師返國後，由德馬太醫師繼任(Dr.Mathew Dickson , 1871~1878)，任院長，成績優良。1879年安彼得醫生(Dr. Peter Anderson, F.R.C.P.& S.)到臺南，繼德醫師之任。安醫師在任中，感覺醫院需要擴展，乃積極籌劃，直至1895年十月獲得醫館的建築用地。此乃1878年八月來一直力求者。安彼得醫師在教士會中提出建築新樓醫院之預算，並向母會申請補助建築費用為一四OO英磅獲准．後來大興土木建築新樓醫院，於1900年新醫院落成，故命名"新樓"。院內設有診療所，治療所，藥房及開刀房(開刀房安置於二樓，為此特別設置升降機以接送病患之便，此架是台灣第一台升降機，目前存放於長榮中學史料館內，頗具歷史價值)。1899年九月上旬馬雅各醫師來函，因新樓醫院將建築完成，故母會也准以舊樓醫院的房屋，交托宋牧師夫人創辦女醫院。可惜宋忠堅牧師夫人於1901年逝世，故此新計劃便告終止。
1900年四月臺南醫院的安彼得醫師將醫院由舊樓遷移至新樓。新任英國母會傳教士馬雅各醫師二世(Dr. J. Laidlaw Maxwell, M.D., Jr.)於1901年二月二十四日來臺到達臺南。馬雅各二世，偕同護士身份的夫人，繼承父志，接任新樓醫院院長之職，他和護士夫人用心栽培本地年輕的見習生及護士，而且繼續擴充醫療設備，又大力推行戒改鴉片及性病防治，及關懷痲瘋病的防治與治療等，此時新樓醫院已是一所具備現代化醫療儀器的西醫院。同年三月間在臺灣南部的海關醫師Dr. W. W. Myers (1879年至1901年間)，因要離職，將其主持之打狗醫院(Manson Memorial Hospital)捐獻教士會為教會醫院，同時馬醫師亦兼任領事及洋行之醫生。馬雅各醫師二世來臺以後，與安彼得醫生為同事：1901年末安醫生轉赴打狗醫院，馬醫師乃接長新樓醫院。後來醫院日漸進步，住院患者常常滿床：來醫館入院而信道者甚多，出院後散居各地，因此教會日益興隆。
1911年國英母會新任皆療宣教師戴仁壽醫師(Dr. Gushue Taylor, M.B., B.S.)偕夫人到達臺南。他在臺南新樓醫院為馬醫生之同事。因兩位同心協力，醫院發展甚速，受手術之患者增多。他口諭著有羅馬拼音的看護學。而且馬醫生夫人，戴醫生夫人及富姑娘(Miss Alice Fullerton)皆為有資格之護士，頗能幫助手術，善於訓練管理護士。護士富姑娘因身體欠佳，1916年辭職回國。
1911年戴仁壽醫師接任院長，特別著重看護及衛生。於1917年10月著有"內外科看護學"一書，此為全台第一本以白話文著作的醫學教科書，對訓練臺灣的護士大有助益。1923年馬雅各醫師二世受聘為上海博醫會執行幹事，由周惠憐醫師接任院長，著手醫院整修及擴建，使之更充實，內有更生院(鴉片戒毒所)，痲瘋病治療所，以及設立肺結核病房，此乃台灣肺結核防治的先驅，且加設小兒病房，此時已有本地醫生多人加入醫療陣容如林惠人，石遠生醫生等。1919年三月初戴仁壽醫師夫婦回英，同年十月馬雅各二世醫師離英回臺，繼任新樓醫院工作。又新任的周惠憐醫師(Dr. Percival Cheal, M.R.C.S., F.R.C.P.)偕夫人離開英國經由加拿大來到臺南醫院協助馬雅各醫師工作。
新樓醫院的全盛時期是1900年至1930年，其間設備完善，如全台第一部升降梯的使用；南部最早X光照射，南部治療肺癆鼻祖，小兒病房開辦，南部治療痲瘋病創始。

 

台灣中部教會醫療  

彰化基督教醫院的五大目標：傳道，醫療，教育，服務，研究；走的是全人關懷的路線。西元1896年11月29日，蘭大衛醫師(Dr. David Landsbrough)和梅監霧牧師為實踐醫療與傳道的信念，利用三天的時間，由台南走到彰化，開始了中部的行醫歷史。當時正值甲午戰後，台灣割讓日本，資源嚴重缺乏，政局動盪不安；他們克服層層困難，利用彰化教會旁的小屋，作為醫療傳道之處，開始了教會醫院的神聖醫療使命。為使西方醫療在台紮根，蘭大衛醫師致力培育對西醫有興趣的學生，栽培許多優秀的西醫人才。
老蘭醫師25歲自世界聞名的愛丁堡醫學院畢業，因此當初他的教授並不同意如此優秀的學生到福爾摩沙，一個無人知曉的地方服務，希望將他培育為頂尖的國際外科醫師，但為了信守對外國宣教會的承諾，他還是來到了這片土地。安彼得醫師，馬雅各醫師與蘭大衛醫師，在許多西醫記錄上都會被提到。其中，安彼得醫生為兩人的老師；除了老蘭醫生外，其餘兩人都在台南的新樓醫院。蘭大衛醫師是蘭大衛三世，蘭大弼醫師則是蘭大衛四世。而老蘭醫師的祖父及父親在英國都是當牧師，其中蘭大衛二世算是當地的偉人。老蘭醫師及小蘭醫師來台灣時都沒有提及自己的家族情況，是彰基文物館館長到英國尋根之旅時才發現的。蘭氏家族在英國既高貴又對地方有很多貢獻。甚至有一條路的名稱就是以他們的名字取的。還有一位老蘭醫師的叔叔發現了一塊新大陸，就以他的名字幫那個海灣命名。
那時，台灣環境衛生相當惡劣，各類病媒引起的傳染病不勝枚舉；在治療病人的同時，老蘭醫師的健康亦遭受極大的威脅。當時老蘭醫師所經營的彰化醫館，提供的是免費醫療服務；他不僅醫治病患肉體上的痛苦，同時，極力勸勉眾人學習上帝的慈愛與憐憫；他以身作則，鼓勵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辦教會，蓋教堂」，致力於宣揚福音的工作。老蘭醫師一生捨己為人，就連當時的日本人也非常敬重他，所以『彰化活佛』的封號，在民間不斷傳頌到現在。老蘭醫師早期對痲瘋病人貢獻良多，因此當時的真明皇太后深受感動，便寫下一首「御歌」送給他，這是當時日本最高榮譽的象徵。由於是由當時日本官方文字寫成，與現今所學日文不同，內容大意是：我親愛的朋友，很高興與你結識，請代替我去安慰那些痲瘋病人。
西元1906年，英國宣道會捐款贊助，建蓋一棟兩層樓的院社，即今日的中華院區。1907年，老蘭醫師將彰化醫館正式命名為英裔彰化基督教醫院。1910年，台南宣教士會開會決定以彰化作為宣教根據地，因此於南郭購置田地，建立宣教士宿舍，就是目前彰化基督教醫院南郭醫療中心的所在地。彰基第一台手術床是第三代手搖式的。1899年的病床是像涼椅一般斜躺式的，用木頭做的。早期彰化出產許多竹子，所以嬰兒床及大人的病床都是竹子做的。1906 年，一位蘇格蘭的修鮑柏醫師，也是老蘭醫師的恩師捐了許多錢送給彰基許多病床，床架是鐵製由國外運進來，而床面則由台灣製造。1953年以前彰基還沒有設床墊時，病人住院都得自己帶棉被枕頭，蠻辛苦的，1954年之後就設了床墊，是醫療設備的一個紀錄。
1920年代老蘭醫師的診療情形：來台後，他不只是外科醫師，而是全科的醫師。當時是相當克難；以煤油燈來照亮開刀房；此外，他們當時已是穿著鞋子開刀了，不過尚未戴手套。蘭大衛醫師夫婦用了半世紀的青春與愛心，完全奉獻給醫院以及彰化的鄉親。1928年9月，蘭大衛醫師為周金耀小弟弟嚴重潰爛的右腳進行皮膚移植。是什麼樣的人願意忍受劇痛去幫助一位陌生的小孩呢？她就是老蘭醫師的妻子，連瑪玉女士；周金耀先生爾後接受他們的幫助，成為一位宣揚福音的牧師。
外國宣教士在訓練醫學生時，會在他們畢業後親筆寫畢業證書給他們；早期還沒有印刷術，學生人數亦不多，所以他們畢業時會得到這樣的一張證書。1910年前後，蘭大衛醫師，安彼得醫師與馬雅各醫師他們寫的畢業證書，周瑞先生於不同時期向他們三人習醫。可以從中看出這四年半中醫學生必須學習的科目，由下面的翻譯更可看出外國宣教士對醫學生品德的重視。
1936年，年邁的老蘭醫師決定退休，由李約翰醫師接任第二任院長，延續了神愛世人的神聖使命。1937年，台南教士會將醫院全部的產權轉交基督教長老會南部大會；同時，第三任院長甘饒怡醫師卸任，由陳宗瑞醫師擔任第四任院長，後來，由蘇振輝醫師接任負責人，林朝獻醫師接任第六任院長。1940年，由阮德茂擔任第七任院長；那時，醫院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空襲的迫害，只好以蘭醫師的樓做診察室，以姑娘樓充當病房。1951年，第八任院長楊玉璽醫師，醫院轉由台中中會經營與重建。1952年，老蘭醫生之子蘭大弼醫生(Dr. David Landsbrough II)夫婦離開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大陸，來到彰化服務，他同時邀請魏克思夫婦來到這兒。他們兩對夫婦在二十八年中努力不懈，將萬般缺乏的醫院重新建設，並使彰基朝現代化邁進。他們先後榮獲奉獻台灣特別獎，也先後受頒中華民國醫療奉獻獎。蘭大弼醫師繼承父志，在台犧牲奉獻的精神令李登輝總統深受感動，在1996年，特別頒發代表國家最高榮譽的紫色大綬星勳章給他。 

在60年代，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於1966年由天主教中華聖母傳教修女會在嘉義創辦，以效法基督愛人之精神為服務宗旨，為生病、貧苦、原住民及需要照顧的人服務，希望他們得到身心靈的完整醫療。

 

台灣北部教會醫療  

以長老教會的馬偕醫院、天主教耕莘與羅東聖母醫院與為例。

1871年十月，馬偕在家人鄉親歡送下離別故鄉，橫渡新大陸，遂經日本橫濱、香港。他為了選擇工作地點，曾前往廣州、汕頭、廈門勘查教區。最後，搭一艘雙桅縱帆式帆船「金陵號」前來台灣。
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抵達台灣打狗(高雄)。次晨適逢主日，他應邀在英國商行主理禮拜，對船長、水手、商人等證道。翌年元旦，馬偕前往阿里港訪問英國長老會宣教師李庥 (Rev. Hugh Ritchie )牧師, 並為李牧師之賓客達兩個月之久。渡過海峽到台灣來，並非馬偕原先的計劃，不過這一切既成的事，他在自述記錄中說: 這好像有一條無形的線，牽引我到這美麗之島去的。
馬偕在李庥牧師處，獲得了許多台灣的知識，也從李牧師的中國教師那裡學會了台灣話的八音。由於南部教會已有良好的基礎。此時他聽說在台灣北部有艋舺等大城市，人口稠密，但是沒有宣教師、沒有教會，他遂決定到北部工作。一八七二年三月七日，他登上了海龍號輪船，啟程前往台江北部的滬尾(淡水)，前往北臺灣發展。而後建立馬偕醫院成為台灣北部教會醫療的重鎮。
馬偕紀念醫院是紀念馬偕博士，在豎立馬偕塑像的上方可以看到馬偕所寫的詩，參觀者可充分體會他對這塊土地的愛與認同，塑像下方有他的誓詞，可以體會他對上帝忠心至死的決心及對上帝完全的信靠與交託，後面牆上的經文，在說明一百多年來每一位馬偕人之所以能發揮「寧願燒盡，不願銹壞」的精神，其力量皆來自於對上帝的信仰及依靠。過去一百多年以來，許多馬偕人謹守信仰，克服困難來完成拯救生命、安慰靈魂之任務的真實故事，這些故事都是「寧願燒盡，不願銹壞」的最佳教材，每一位馬偕人都勉勵自己能效法這樣的精神，讓這樣的精神繼續發揚，使病人得益處，上帝得榮耀。
1872～1901年是偕醫館的時期，也就是馬偕博士登陸淡水到過世期間從事醫療的簡單記載。當時偕醫館是台灣北部醫療重鎮，因此特別將當時協助馬偕博士的外籍醫生記錄下來，以紀念他們對台灣奉獻。1905～1959年是醫療工作由偕醫館遷移至中山北路現址的早期歷史。這時期可看到許多外籍宣教師，他們因信仰的緣故，放棄較高的物質生活來到台灣，以真誠、愛心服務病人的記錄，其中早期對痲瘋病人的關懷，特別能體會出醫院對「弱勢關懷」及「身、心、靈全人關懷」的深遠傳統。
1960～1975年是馬偕醫院邁入現代化的重要過程，許多馬偕醫院在台灣的創舉，都是在這個時期產生，在這些所謂馬偕第一的事蹟中，讓馬偕人感到引以為榮，不是因為「排名第一」而是醫院在物資還不是很寬裕的時期，甚至借錢度日的時期，能本著信仰的精神，堅持別人不願做的事，馬偕人因愛的緣故能不計代價去完成。
1975～1998年是醫院邁入準教學醫院的過程，也是完全由本地人士經營的時期，在這個時期由最初危機重重，面臨人才流失，可能倒閉的景況一直到目前三個院區的規模，我們不禁要感謝上帝的保守與帶領。

另外天主教會在1949年底，將台灣劃分為南北兩教區，1959年，田耕莘樞機主教開始他在台灣的任務。田樞機特別地強調---台灣婦女的教育和台灣的醫療環境，所以他鼓勵教會設立教育和醫療的機構。這在當時受到很多修會的支持，許多修會因而開始興建診所、醫院、學校、幼稚園等等有關醫療及教育機構，天主教會在醫療方面支持很多非教友。不管人們信仰什麼宗教，教會都會支持、幫助他們。當時的台灣迫切需要醫院，特別是在鄉下地方。

耕莘醫院醫療獨特的特色以及公開宣布建立的目的，吸引了在台北的一群外國人士，他們在財務上提供協助；天主教耕莘醫院於1968年3月19日開始工作，於同年10月22日正式開幕。

另外羅東聖母醫院由靈醫會創立。1946年首批靈醫會會士正式於中國設立會院，1952年2月，因大陸變色離開中國。1952年4月來到台灣，6月15日在宜蘭縣羅東鎮利用已休診博愛診所為基地，展開行醫濟貧的工作。

臺灣早期由外國教會醫師訓練的台灣西醫師 

1865年馬雅各醫師來台啟開了台灣西洋醫學之黎明期。 1866年由馬醫師之推薦，萬醫師(Dr. Patrick Manson) 來打狗，他被稱世界熱帶病之父。中部醫療是1889年盧嘉敏醫師(Dr.Gavin Russell) 由大社開始：而於1896年蘭大衛醫師(Dr.David Landsborough)創立彰化醫館。根據顏振聲所著南都教會醫療傳道史，可列出跟這些西醫師學醫，後來開業濟世行醫之台灣人姓名。 

隨從馬雅各醫師自廈門來台者有黃嘉智(擔任配藥) ：馬醫師離台後，他跟萬醫師繼續習醫，後來在埤頭 (鳳山)開西藥房。馬醫師在台南二老口醫館(舊樓)時，其主要助手為高鳳翔 (又名耀、德耀)，後來在台南開業(仁和堂)。繼馬醫師在舊樓從事醫療傳道者是德馬太醫師(Dr.Matthew Dickson) ，(l871-1876年在台)：他的見習生是蘇甲寅，後來在台南，曾在嘉義開業 (得安堂)。安彼得醫師(Dr.Peter Anderson)，1879-1910年在台。在打狗、在舊樓、在新樓訓練見習生甚多：先後有林天賜、吳墻、吳道源 (別名海．約翰，牛挑灣人、曾在廈門鼓浪嶼及台南本仙宮開業)、吳純仁(楠仔坑人，在台南開業，稱榮安堂 )、吳臥龍(阿猴人)、趙大思、趙天惠、黃仁榮(台南元會鑑)、李甘雨、徐賞(八甲人，後接仁和堂 )、鍾火旺 (鳳山人)、周萬邦(又名瑞，高雄開業)、林其旺、李道生(在鹿港開業稱懷德堂)、江中立等。嘉義陳老英 (英安堂)、台南張池 (延壽堂)亦是。 

跟馬雅各醫師二世(1900-1923年在台)學醫的有周玉山、高清源(白河人)、杜 應清(又名松雲，台南人)、黃登科 (台南人)、林達儒(台南人)、吳和甫( 台南人，後來到泰國行醫)、林乞(後改名惠人)、王清如、謝定篤(振德，往廈門行醫)等,蔡超 (朴子人，仁安堂) 、張本 (台南安平人)亦是。 

在大社跟盧嘉敏醫師(1892年去世)學醫的有：潘阿炎(埔里社人)、王接傳(西螺人，在社頭開業)、頂山阿敦(大社人)。在彰化跟蘭大衛醫師學醫者有顏振聲(原是金醫師之見習生，在台南開愛育堂)、吳希揚(阿猴人)、劉振昌(阿里港人)、高再得 (岡仔林人，在台南開業再生堂)等。後來尚有許敏(溪湖人)、鄭德和(嘉義人，英和診所)、王金池、洪金江(草屯信衛診所) 、王慶隆、周燕福、周燕祿、王光膽、黃雨宸、林進生(沙鹿人)、黃振萬、吳直、邱玉章(在豐原，存安堂)、潘維貞、及吳良。 

在打狗，繼萬醫師轉往廈門之後有其弟萬大衛醫師，繼續者梅醫師(W. W. Myers)。為紀念在福州被大水沉死的萬大衛醫師，曾募建慕德醫院 (David Manson Memorial Hospital)。該院曾附設醫學課程，林晟 (朗如)就得了文憑。跟梅醫師學醫者有林璣璋(打狗人)。在閩南跟 John F. Mophun醫師學醫，來台開業者有陳勉齋 (在彰化，後在台中稱體仁堂)。 

以上將來希望可逐一整理其醫療傳記史，以聊瞭解當時台灣本土醫療的全貌。 

 

陳順勝

高雄長庚醫院 神經內科

(本文引用請徵求原作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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